近日，多家媒体报道称，广州市将于明年出台新的公园管理条例，考虑新增对广场舞噪音污染的规范和处罚，对广场舞等活动实施限音量、限时段、限区域、限设备等措施，并拟赋予公园管理部门权限，对广场舞违规最高可处1000元罚款。据一项微博调查显示，超过80%的网友支持对广场舞立法罚款，有78%的网友建议该条例应全国推广。

在中国，广场舞正在以“健身”的名义高强度、大范围蔓延，从城市到乡村，中老年人“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文化广场、小区空地。有人将之形容为“遍地开花”。

“花”开的声音有点大，陆续有城市居民不堪忍受“广场舞”配乐音量巨大，称其“扰民”。

2013年10月，有消息称，由于楼下广场舞放出音量过大，北京施某拿出家中藏匿的双筒猎枪朝天鸣枪，还放出自己饲养的3只藏獒冲散跳舞人群。施某后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在昌平法院受审。

另一则来自武汉的消息同样“骇人听闻”：也是今年10月，熊女士等人按惯例来到广场跳舞，还没跳上半小时，众人突然感到有东西从临近的2号楼上飘洒下来，不少人被撒了个满头满身。等到反应过来，众人发现，泼下的竟是粪便。

广场舞“扰民”之罪甚至横跨了太平洋。今年8月，美国《侨报》发表题为《纽约华人舞蹈队公园排练音乐扰民遭投诉》的报道，报道称，纽约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目前是华人晨练、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但随之而来的音乐扰民问题不断遭到周围其他族裔的投诉与抗议。日前，一支华人舞蹈队在该公园排练时，遭到附近居民的多次报警，前来的警员将领队王女士铐起来并开出传票，王女士不日将出庭应诉。

汤玉芳，沪籍皖人，1955年出生，50岁时提前退休，定居上海 。年轻时，她带着厂里妇联的几个骨干组织各种文艺演出；退休后，她在小区附近跳起了“广场舞”。

“我几乎每天都会去广场上跳舞。”汤玉芳说，只要天气不是特别恶劣，她和她的队友们每天都会坚持不懈地跳上近2个小时—哪怕下着蒙蒙雨。“我总结了一下，觉得跳广场舞真的对我们老年人有好处。跟着我一起跳的人，都说自己身材瘦了一些，而且能够防止老年痴呆。”

面对“广场舞扰民”的指责，汤玉芳通情达理：“我们当然理解，有些孩子傍晚回家要做作业，有些人在看电视觉得我们声音太大。不扰民，是我们首先注意的。”为此，汤玉芳特意更换了跳舞的音响设备。但是，她强调，她们不会因此放弃“广场舞”。

缴年费，广场舞也有仪式感

加入广场舞队伍之初，汤玉芳只是一个站在后排、跟着领舞老师跳的“学生”，现在，她是一位众人拥护的广场舞领袖，领头的广场舞团队规模已达80余人。在上海西藏北路一带众小区，汤玉芳颇有些“远近闻名”的意味，舞蹈队里人人喊她“汤老师”，隔三差五就有慕名而来的加入者。

能有如此“江湖地位”，汤玉芳总结，与自己年轻时在工厂所从事的妇联工作有很大关系。“很大规模的厂，有三四千人。我是党组成员，管一些妇联工作。那时候我们经常组织文艺演出，所以编个舞蹈、唱个歌，都是有些经验的。”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汤玉芳语速飞快、思路清晰。

2005年，汤玉芳退休后才到上海。刚开始，陌生的环境和邻里让她颇不适应。后来寻摸了一个裁缝的工作打发时间，可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我就看楼下一些差不多年纪的老太太，每天傍晚六点半、七点，在那儿跳。我在一旁看着看着，就跟着跳起来。去的次数多了，得知她们每年要交钱，主要是用来买设备、交电费，我也就把钱交了。”缴费，让汤玉芳有了正式加入的仪式感。

据汤玉芳介绍，一般情况下，上海的广场舞团体成员都会缴纳一些费用，由领舞老师统一收取、支配。费用有每人每年20元的，也有每人每月5元的，视各领舞老师的意愿而定，但总体来说，“费用是很少的”。

曾在长沙做“广场舞”民族志研究的曹露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广场舞”一度被市民称作“绝经舞”，颇有些“污名化”的意味。但近几年来，出于对“健身”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广场舞”的行列，并逐渐呈年轻化趋势。在长沙，一般需要缴纳的费用在每人每年40元左右。

广场舞内部分裂，汤玉芳成功逆袭

“广场舞”大致可分“排舞”和“交谊舞”。所谓“排舞”，就是大家排成几行几列的队形，由最前面的领舞老师带队一起跳。参与者往往是退休的老大妈，少有男士出现；“交谊舞”则不然，通常被称为“三步、四步”的交谊舞，通常由一位男士带领一位女士，搭配起舞。

汤玉芳跳的是“排舞”。一个人在“排舞”中所处的位置，往往能够代表一个人跳舞的熟练程度、舞姿的优美程度。通常情况下，排在最前排的往往是领舞老师或长年练习的“骨干”，排在最末的当然是新人。

年轻时的文艺从业经验，让最初排在队伍末尾的汤玉芳迅速走到了第一排。“有一次，一位江苏来的老师教我们一支新舞。这位老师在业内非常有名气，不过老师因为时间紧张，只能教我们一天。没想到，其他人还跟不上拍子，我竟然一天之内就完全学会了。那位老师走过我身旁，也夸了一句：你跳得不错。”顺里成章地，汤玉芳开始教大家跳这支新舞，而她平时因帮助其他队员纠正动作而积攒下的“人缘”，也让其迅速成了众人拥护的对象。

如此，原先的领舞老师心生嫌隙，用汤玉芳的话说就是，“那些上海人都搞不清楚，我们外地人脾气爽快，跟她们走不到一起”。十几个拥戴“汤老师”的人跟随她另起炉灶，换到其他场地，开始了自己的“广场舞”生涯，“结果没想到，原先队伍里的人听说我们到别的地方跳了，第二天就哗啦啦都跟来啦”。

研究者曹露观察到，类似汤玉芳所经历的“分裂”，实际上是众多“广场舞”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裂，让同一个地方的“广场舞”队伍越来越多。一些原本的领导者，在遭遇“分裂”后，要么自此放弃队伍，“退下来”；要么进行内部变革。

“分裂”后的队伍，或多或少存在群体间的竞争意识。据曹露向时代周报记者描述，一位湖南师范大学的退休女教师，先是参加了学校附近的“广场舞”团体，熟练后感到“舞蹈节奏太慢，更新的速度也不太频繁”，随后带着队伍里的一些成员重新成立了自己的团队，从网上看视频学习舞蹈，甚至到外地“取经”，自此以每周教学一支新舞的速度，迅速将原先的队伍比了下去。

而汤玉芳团队“远近闻名”的原因，也正取决于其快速的舞蹈更新速度以及合理的内部管理。“我们现在是两个星期教一支新舞，音乐是我从酷狗上下载的，特别好听。还有，我即便是纠正队员的动作，也不会像其他老师那样很凶，我不会说你跳错了，我会跟她说：你自己感觉一下，是不是有些别扭？这样一来，她就会自己去琢磨，发现自己错了。”汤老师的管理经，还包括对新人的帮助—刚加入的新人都被安排在队伍中间，而非传统的最后一排，以保证新人从四个方位都能找到模仿对象；此外，在队伍经费的管理上，她也请来另一位队员监督，以示清廉。

“老不正经”的交谊舞

“广场舞”的另一大类“交谊舞”，则是诸多是非的来源。“在我所接触的广场舞者中，对交谊舞大多有些看法。很多人都觉得，这些男男女女搂抱在一起的人，怀着一些跳舞之外的目的，有一些老不正经。”曹露说，在长沙，交谊舞者每天都会精心打扮一番，除了个别是夫妻外，其他中年人的舞伴均是妻子或者丈夫之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