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中描写的群文活动

两个上海人于1950年代的家书，记录了那时他们参与过的群众性文艺活动，文字不多，却也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脉搏，体悟到当年这个城市居民的情感与心灵。

信件中的男主人公傅伟（化名），约于1930年-1931年出生。上海解放时中学毕业，在蓬莱区文化馆当职员。女主人公李敏（化名），1932年10月出生，解放时中学毕业，在长宁工校负责文化宣传工作。从1951年起与傅伟确定恋爱关系。

傅伟在信中对李敏提到：

“昨天的五一游行我负责同学队伍，在整个蓬莱区八万人的队伍中，我们的队伍是最后一个，所以从上午九时起至下午四时半，十足地在体育场等了七个半钟头。同学的思想混乱之至，结果没办法就教同学跳匈牙利舞。由于大家都学起匈牙利舞来了，所以才“拖”住了同学的情绪。等到我们出体育场时，三百个人中，几乎每一个都学会了跳这个舞，情绪高得不得了，连我这个从不会跳舞的笨家伙也跳得蛮好。这个舞好不好，就可想而知了。（舞蹈的歌谱是：5656565∣517653∣5534553∣5534533∣1432143215∣1432143215：‖。歌谱中的记号如一拍半拍等画得对不对，不敢肯定）。假如你要学的话我可以教你。不过听说在《青年报》上也曾经登载过的。（昨天我们的队伍做到了100%不开小差不买零食）。你是文娱先生，可以将这舞教给同学。”（1951年5月2日）

李敏回复道：

“伟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是过去了，这次我们长宁区工校教师全部担任鼓动宣传，所以没有参加游行，但是我们都检阅了五万多人的游行队伍，工人阶级显示了他们伟大的力量。尤其当同学们见到了我们先生给他们鼓动时，他们的步伐就走得更加整齐，歌唱得更响亮，口号呼得更有劲——这样我们从上午七时半直到下午五时才结束，在这期间却也够累了，那天晚上七时半我才回家。”（1951年5月4日）

“今天，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内静静地想着写着……听着音乐，另有一股心情，音乐真能动人，使你去除了烦恼。有人说会欣赏音乐的，也就懂得了人生，这虽然不顶全面，但我倒感到很有意思。”（1951年6月16日）

“由于过去的经验，我的声音被称为较清爽、容易吸引群众，因此我担任了很多，如对口唱（一男一女）、讲故事、对白等，此外还有大合唱和舞蹈。虽然我身体不好，在工作期间也有发烧、头痛等现象，但我都把它忍受过去了。这真是给我一个考验，但是很矛盾的，我会暗暗地烦恼。算了吧，不谈这。喔，我们在集体练习时教师间的感情更融洽了，记得在宣传的那天晚上（廿日），我们都拖着沉重的脚步到里弄里去开会，居民们的那种热忱，充分地表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是有了提高。”（1951年7月23日）

“一星期又匆匆地过去了，你们那里忙吗？大概又要开始订计划了吧！我们工校里这星期上的是临时课，三月二日在马陆桥他们工校会举行了开学典礼，我竟被选为教师代表，在大会上讲话，真是尴尬得很。但我总觉得跑上几次，老练得多了，可见什么事都得学习呢？唉，真是经不起磨炼，这几天晚上工作得较迟了些得了感冒，加上为了适合同学要求天天地教他们唱歌。为游行练，所以我的嗓子已变成麒麟音了，（这三个字不知是否这样写的吗？）今天是三月四日，反美大游行，我们长宁区工校教师会组织了一鼓动站，设立在中山公园门口，我们在清早四点即起身，到六时集合在公园门口布置，用了一上半天的喇叭，到下午一时才结束，但我的喉咙已发不出声了，回家又得很多事，所以竟从愚园路跑到老北门，你想伟大不伟大，但可把我累坏了。”（1955年3月4日）

曲调已改，节奏依旧

傅伟与李敏给我们留下了139封信，时间跨度是1951年到1959年。两人的家书只有放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中才可能得到更准确的理解。为此，我们专门采访了越先生，他比傅伟小6岁，却对1950年代上海的群众音乐和舞蹈记忆犹新。

像傅伟他们一样，越先生也住在上海的市中心，他家在永寿路上，北靠延安东路，南临淮海路。越先生的父母一直在宁海东路菜场摆摊卖海产品。越先生小学毕业时，父亲去世，他不得不开始帮助母亲“做生意”。

1951年年初，宁海东路菜场管委会组织了“宁海东路菜场文工团”，越先生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他说，“我算文化程度高的，担任了文工团团长”。文工团的成员都是“菜场里的”，有的是摊主的子女，有的就是年轻的摊主。文工团活动频繁，早上“落市以后”，他们就“找时间”到菜场总代表家里练唱歌，到延安东路边一个叫做洋经浜的地方跳舞、打腰鼓。越先生说，“洋泾浜原先是一条小河浜，英国人做了租界后就填满了，成为路边的一个小广场。我们文工团就在这里排练腰鼓，有时还喜欢跳舞。当时特别流行一首舞曲叫‘找朋友’。舞曲的一开始是‘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朋友’。”

文工团很忙，经常在马路边找个小广场，在店铺前拦一段人行道进行表演，打腰鼓，唱歌跳舞。他说，当年唱的歌都欢快流畅，气势磅礴，如“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人人会唱，天天都唱。两年多以后，越先生重新上学。1956年，越先生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担任了团总支宣传委员，他说，“我每周都要组织一次舞会，每次都把一部分舞票发给解放军干部战士，让他们来参加舞会。解放前在舞厅里跳的交谊舞，当时全上海都流行起来。”我惊讶地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南下的干部战士太多单身汉，政府在想办法创造机会让他们找对象。”

傅伟自称是个“从不会跳舞的笨家伙”，然而，恰恰是这位搞混了匈牙利舞曲与《找朋友》的“笨家伙”对于音乐、舞蹈的热情与投入，反衬出上海这座新生城市的新气象，其中，交谊舞对于上海的未来意味深长。

李敏是个“文娱先生”，她在信中提供了一个理解音乐的视角：“会欣赏音乐的，也就懂得了人生”，从这个视角去解读两人的家书是富有启迪的。李敏的家书有趣地蕴含着她的音乐之恋与“思想改造”实践之间的隐约的关联。她努力接受新思想，却时时露出“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她热情教唱革命歌曲，嗓子都变成了“麒麟音”，却在静悄悄的时候听着“西乐”。

李敏在“思想改造”中终于更多接受了新时代的音乐与舞蹈，她不仅意识到新时代的音乐舞蹈对于自己人生的意义，还认识到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价值。为此，她决然放弃了“读大学的念头”，决心做好“文娱先生”。

在李敏们的努力下，新上海的新生活催开了新时代的音乐舞蹈之花，创造着上海崭新的城市文化；反之，新的城市文化也不断地塑造着上海居民的人生，改变着上海人的生活。

上海在变化中。弹指一挥数十年，上海旧貌换新颜。前些日子，我们特地起了个大早，来到傅伟李敏他们曾经唱歌跳舞的愚园路，走进中山公园。公园里满是跳着广场舞的老人们，那些70、80岁老人的矫健步伐总引人关注，他们莫不就是当年的傅伟李敏？

广场舞音乐流淌在晨雾与绿叶之间，曲调已改，节奏依旧，轻松的、明快的、给人活力。老人们喜欢这样的旋律，正如越先生所说，“这样的曲子让人想起年轻的时代，使人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