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彬走到了指挥台，她略微擦拭了一下脸上的汗水，神情坚毅、身姿挺拔，气质与许多革命题材电影中的女主角极为相似。音乐一响，完全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双手挥舞得干脆而有力。

七月的福州闷热而潮湿。夜幕降临，仓山区闽江公园江滨望龙台灯火通明，人潮汹涌，一个主要由退休人员组成的民间文艺团体——“南台岛激情广场”，每晚都聚集这里唱歌跳舞。扬声器里传出激昂的革命歌曲，几名身穿短袖衬衣的男子弹着电子琴、打着鼓。望龙台周围站满了观众。

方彬是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她的激情曾经感染过无数人。谁也看不出来，她已经年逾七十了。“这是我常年坚持跳广场舞锻炼出来的。”方彬说，在她看来，没有比广场舞更廉价的健身方式了。

广场舞散发着一股特殊魅力。在福州，公园、市政和商业广场纷纷成为爱好者的“圣地”，“大妈们”趋之若鹜，每个团体背后都有一个核心组织者。

在全国的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广场舞成为中老年人聚集的一个平台，在这里，他们找回曾经熟悉的集体生活的场景，找回心灵寄托和价值认同，某种程度上广场舞成为社会组织缺失的一种自动补给，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江湖，是一个冲突上演的舞台。

“灵魂人物”

方彬之所以能成为“南台岛激情广场”的核心人物，是因为其专业背景。她退休前是福州市仓山区少年宫的舞蹈老师，最后官至副主任。

从少年宫退休后，她成为了一名广场舞的组织者，现在她名片上拥有三个社会职务——福州闽都民俗艺术团团长、南台岛激情广场合唱团团长、苍山老体协艺术团团长。

方彬回忆，福州的广场舞最早在1995年左右开始风行，最初在福州的城市中心鼓楼区，但她所在的仓山区作为“郊区”，步伐稍微“慢了一点”。1997年，方彬刚刚退休不久，她接到仓山区一位官员的电话，那位官员说：“仓山区没有激情广场，你要不要出来搞一个，把我们区里面的文化搞活？”方彬二话没说，当即答应。

头等大事是组建团队，她先后找到了架子鼓手、电子琴演奏者等乐队成员，都曾是她在少年宫时期的学生。

她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便完成了筹备工作。当时仓山区政府准备7月1日筹备一场歌颂党的文艺晚会，为了赶在文艺晚会前筹备完毕，她来不及走政府的报销程序，自己先垫付了3万块钱作为启动经费，购买了相关设备。一个政府支持下的民间文艺团体就这么组织起来了。

无论是唱歌还是跳广场舞，方彬都把握一个“原则”，死死扣住“爱国爱党爱乡”的主题，伴奏音乐通常是《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美丽中国》、《中国范儿》、《有福之州》等经典主旋律歌曲。她认为，这种歌曲和舞蹈传递出来的思想基调是“阳光和健康的”。当然，偶尔也有流行音乐，他们曾经也跳过《江南style》，最近开始编排《小苹果》。

方彬说，广场舞之所以大多选择具有红色记忆或者群众文艺色彩的音乐，因为只有这种类型音乐和舞蹈才符合“大场面”。

“社会乡愁”

不是每个广场舞者都能成为方彬那样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大多只是“大场面”中的一员。

在福州西湖跳舞的老年舞者林洁经常踩不准节奏，只能跳一些编排简单的舞蹈，稍微复杂点儿她就跟不上。十几年前，她被儿子从福建宁德的乡下接到福州生活。

这十多年间，她发现自己所在老街区已被高楼大厦取代，街坊邻居也不怎么往来了，几乎没什么公共空间和集体生活。

这与她年轻时在乡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那时邻里间有说有笑，虽然经济条件比较艰苦，但是生活还是“有温情的”。现在邻里之间相对漠然，大家见面也只是笑一下。孩子都忙着奔前程，孙子已经长大，进入了叛逆期，两代人价值观冲突已经凸显。“我每天看抗日剧，但孙子回来前就要赶紧关掉，否则会被挤兑。”林洁说。她开始追忆往昔的时光，“哪怕是邻居间吵架现在想起来都有滋有味。”。

几年前，她偶然参加的一个广场舞团体帮她“找回了年轻时代那种集体的感觉”。每当熟悉的革命歌曲响起，都会让她精神抖擞。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林少敏认为，在中国，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人是“失落的一代”。

“要上大学时被赶去上山下乡，好不容易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返城，为数不多的知识精英进了大学，另一小部分人回城后进入国企、机关，其余大部分人在比较差的单位上班。改革开放后最先下岗的又是这批人，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下岗了。这就造成了该读书时没书读，该工作时没工作，上有老下有小，是特别艰难的一代。”林少敏说。

2012年，一份名为《舟山定海区广场健身舞调查报告》显示，广场舞参与者的年龄大多数在40岁至65岁之间，其中45岁至60岁的群体占到了70%左右；在性别方面，绝大多数是女性，男性只占约5%；在学历方面，主要集中在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85%左右；在职业特征方面，参与者以个体商户、企业、自由职业、事业单位职工为主，占85%左右；在所选用的曲目方面，主要是传统、通俗、伦理特色鲜明的流行歌曲。

从某种程度上说，广场舞寄托了夹杂着“中年危机”的一代人的“社会乡愁”。

林少敏认为，这个人数庞大的群体实际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身处社会边缘，找不到组织，找不到生活的重心和目标。

这也是为何他们喜欢红色基调的老歌，他们最好的记忆都在那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也生活艰辛，但却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

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发生巨变，家庭不同代际之间存在着鸿大的代沟，有些甚至演变成生活中的冲突。

“彼此不认同表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说钥匙要不要挂在皮带上，衣服要不要塞在裤子里，喜不喜欢看抗日剧等。它实际上代表着本土化和国际化、前现代和现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冲突。”林少敏说。

中国老一辈人和周围年轻一代之间的不和谐，促使他们迫切地想回到曾经熟悉的传统生活场景。

取暖的“平台”

在福州，民间广场舞和歌唱团体都被称为“平台”，这是一个相对松散但又分工明确的组织：领唱、领舞、指挥、后勤、财务、技术人员……每个人都在这个平台上有着自己的角色。他们在小范围建立起仿佛在革命题材电影中才看到的特殊友谊，每个人似乎都乐于奉献自己的时间和才情，极少怨言，甚至有的人呈现出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性格。

“有一部分男会员原来酗酒、赌博，但是到了我们合唱团以后，这些毛病都改掉了，成为了积极分子，现在每天都盼着晚上到西湖公园来唱歌。”福州“西湖之友”合唱团副团长李锦平说。

“西湖之友”现拥有80多名会员，会员每个月缴纳50元或者100元作为会员费，以此维持合唱团的正常运转。偶尔的演出收入也被放到“平台”上作为经费使用。

经济观察报记者看到，在福州炎热的傍晚，几位年逾半百的老人推着沉重的音响设备从设备储存室走到西湖公园，大汗淋漓，但没有怨言，他们只是希望政府能在西湖公园内帮他们找到一间储物室。

跟缠绵呢喃的流行音乐相比，激情昂扬的主旋律音乐对老人更具有感召力。每首歌都琅琅上口，同时歌声本身具有凝聚力，把散落在四面八方的有着共同记忆的人召唤过来，参与其中。